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研究通货膨胀的文献加起来不下数万篇。正象医治癌症的药方越多，越说明癌症之难治，这么多的通胀研究正好说明了至今对它仍有许多难解之谜。就拿我国的情况来看，至今没有出现过对通胀全面论述利弊而且言之有据的研究报告。大多数的文章接受了西方研究通胀的一些结论，如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变型的菲律浦斯曲线，或用货币流量公式来讨论M.P.V.Q之间的关系。但据我看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讨论的通胀规律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照搬到中国来用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大体上处于均衡状态，而我国则大体上处于不均衡状态。这一区别使得整个宏观经济的所谓规律，在中国成了例外。
整个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甚至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中国的规律往往和一般所认可的不同。例如在市场经济中供不应求时供应商会抬高价格。但在中国，国家垄断的供应部门往往拒绝涨价。因为涨价所得的利益是国家的，个人没有好处。而人为地保持低价，可使垄断者控制因供不应求而人为形成的稀缺物资，这种对稀缺物资的控制权很容易变成个人的好处。微观领域尚且如此，宏观领域则更其有许多公认的“规律”在中国完全不能反映出来。何况即使在西方，对通货膨胀的微观机理的研究也还比较薄弱，用发钞票增加需求如何引起物价变化的具体过程仍有许多因素被忽略。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不但要吃透西方货币理论已有的结论，尤其要从货币理论的最基本原理引导出在中国这种特殊经济结构中的货币现象和规律，并且用它来指导我国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发表的意见也非常之多。但绝大多数的意见只是一种个人主张，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大约有半数的意见用“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有人专门作了居民对通胀承受力的社会调查。提出“可接受的通胀”意味着通货膨胀率越高越好，只是因为居民接受不了，所以不得不有所限制。依我看来，这种见解是很难成立的。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最优化的学问。它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配置各种资源，使社会创造的财富为极大。
研究通货膨胀也应该用这样的提法，即通货膨胀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这种影响与社会所能创造的财富有什么关系。因此研究通货膨胀的根本目的是寻求一个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它能导致最大的社会产出。经济学家不研究通货膨胀如何改变了收入分配，除非它影响到社会的总产出；经济学家也不研究居民对通胀的承受能力，不研究通胀对社会道德水准的影响(高通胀不利于提高道德水平)，除非收入分配和道德水准会影响社会总产出。事实上这些因素确实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总产出，所以经济学家也应该研究它们，但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社会的总产出，而不是别的。我们也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机理，研究货币发行对价格的传导过程，研究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的治理政策，但所有这些研究的根本目标只有一个，即它们如何影响资源配置，进而改变社会总产出。只有明确目标，我们在研究中才不会迷失方向。
在上个世纪，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中性的。通货膨胀会被利率的同比例上升所抵消。名义工资虽然上升了，但购买力并不增加；名义成本上升了，但它被货币贬值所抵消，实际成本依旧不变。如此等等。所以通货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它不会改变经济的运作。这种理论在上个世纪并没有完整的统计来证实或否定。因为那时货币还是贵金属的天下，纸币还不普遍，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信息传递速度低，它的作用也比较有限，社会分工还不发达，交易不象今天那样深入到一切经济领域。特别是计量经济学还没有出现，用经验来验证理论的方法还不成熟。但到了二战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时代，货币的非中性特性越来越清楚。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几乎无例外地都同意货币的非中性，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确实会影响社会的总产出。但如何影响却又各有各的说道。既有认为通胀促进产出的，也有认为通胀有碍于产出的。近20年来许多计量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经验统计来说明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用了几十个国家在30年到50年内的大量统计数据，可是结果仍是矛盾百出。既有得出正相关结论的，也有得出负相关结论的。总之，通货膨胀至今仍有许多谜团远远没有得到澄清。
定量地回答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多少显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从方法论而言，经济学解决最优化问题的基本手段是令边际损失等于边际收益。附合这个条件的纯收益为极大。均衡价格是最优价格的结论就基于这一原理，因为需求线实质上是该商品提供给全社会的边际收益线，而供应线则是全社会为生产此商品而支付的边际成本线。两条线相交的均衡点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它能引导资源的最优配置。就通货膨胀的研究来说，我们首先要弄清它的收益是什么，它的成本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变化的。这才谈得上探讨最优通货膨胀率。
有几位经济学家坚持货币就是生产力的观点，所以多发货币就可以多生产。粗一看来这种见解十分离奇。发钞票决不等于创造财富，怎么能说多发货币能导致多生产呢？但仔细想来，这种见解有一定的道理。我国有大量的待业劳动力，有广大的自然资源没有开发。货币以资本形式出现时，就能结合劳动和资源生产出财富来。试设想一下，如果你手中集中了一亿元资金，你又是一个谨慎负责的人，不会将它挥霍掉，你一定会将这笔资本投入到最能创造利润的项目中去，几年之后非但可以付息还本，而且还有盈利。项目所创造的增加值(工资、利息、利润)都是新创的GNP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货币能创造财富的依据。它与这笔货币是居民储蓄还是新发行的钞票或新增的贷款无关。在前一情况下不会发生物价水平上升，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一般认为会导致通货膨胀。
将货币看成资本，因而能创造财富，实质上是假定了新增货币供应是补充了最紧缺的资本需求。设想如果中央银行印了一批钞票在马路上散发，这也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在并未增加总供给的条件下增加了总需求，但不会形成任何生产力。可见同样是增加货币供应，后果是不同的，它取决于这新增的货币是如何投入到市场上去的。
在一个已经充分就业的经济内，增加货币供应一般不会形成生产能力，因为只增加资本(货币)而没有劳动的配合不能单纯从货币创造出财富来。可见增加货币供应促进GNP的增加是有条件的。非但失业是一个必要条件，还有其它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中任一个不能满足都会阻碍新增的货币供应形成生产力。下面我们逐项讨论这些条件。
企业家从银行得到贷款之后，将贷款用于兴建厂房，购置机器设备。他们统称为资本品。如果这些资本品的市场是供过于求，换句话说，资本品只是因为没有需求所以没有更多地被生产出来，现在有了需求，新的厂房机器就可以兴建。相反，如果资本品的市场原来就是供不应求或供求均衡，新增的资金再用来采购资本品，则从总体上看不可能有新增的厂家机器被兴建，唯一的结果是资本品价格的上升。所以观察资本品的价格变化，包括钢材、水泥、木材、玻璃、电力、土地，可以察知当前投资资金相对于资本品的供应而言是过大还是不足。
但是一个经济之内的各种商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购置一台机器时，在机器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要用到各种原料和辅料，它们当中任一品种的供不应求都会使机器的生产发生困难。这样看来，简单地从资本品的供需形势末必能最终判断新的货币供应能否形成生产能力，而要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是否均衡来判断。仅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增加货币供应才可能增进GNP。这就回到了凯恩斯的理论，即在萧条来临时应该增加货币供应。3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大萧条之所以肆虐将近10年之久，就因为执行了倒行逆施的货币政策，在萧条时非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减少了货币供应，在3年之内物价水平下降了20%。当时凯恩斯的理论还没有出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伟大价值。假如当初已经有了凯恩斯理论，萧条造成的损失大体上就可以避免。有人估计10年萧条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亚于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投入的人力物力。
然而凯恩斯的理论是一个宏观理论，它没有讨论增加货币供给的微观效果，事实上各种商品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钢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水泥。只要二者的比价改变，替代过程就会限着发生。即使是已经供不应求的商品，如果价格上升，就会发生需求结构的改变，通过替代的办法用那些供过于求的商品来节约那些供不应求的商品，所以哪怕生产已经不可能增加，增加货币供应，引起供不应求商品的价格上升并启动通过替代的节约，仍旧可以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但这一条通道仅当市场不均衡，既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又有供过于求的商品时才有可能行得通。西方市场经济与我国转型经济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不存在长时期的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他们的经济比较接近一般均衡状态，资源利用的效率普遍较高，因此，增加货币供应难于形成新的生产力，除非当前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我国转型中的经济市场机制远不够健全，有一些商品长期供不应求，另一些商品库存积压严重。如果有一个灵活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那么用多余的商品替代短期的商品在边际上有可能发生。
上面讨论了货币成为资本必须有可供应的资本品。从决策过程看，货币成为资本并形成生产力还需一个重要条件，即新增的货币供应确实能流到能创造财富的项目中去，而不是用去作社会福利或官员的挥霍。事实上新增的货币供应既有可能流去作基本建设的投资，也可能用于弥补政府赤字或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再说，即使货币用作了投资，那个项目是重复建设无效建设还是真能创造效益的项目，还很难说。我国的投资决策体系存在相当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投资的效益普遍较差。而能够高效创造财富的项目往往得不到资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要提高投资效率决不是容易的事，我们曾为此努力了十几年，效果并不显著。这里牵涉到整个资金市场的建设问题。所<
